《中国好歌曲》捧了人又为观众进行了11堂课的音乐知识普及

又是三个月，又是一季，又一个段落。对于《中国好歌曲》节目的参与者来说，这三个月相当充实，意义非凡。人生未必都如此密实而富有转折意义，而为了这三个月，选手们积累了三年甚至三十年。

海选阶段，面容姣好的满族姑娘乌拉多恩被选中后，泪水如珠帘簌簌落下，我在记者群里评论说：“这孩子该委屈成什么样了！”是的，这个在大学里学过音乐的姑娘，毕业后有太多时间把自己圈在屋子里写歌了。对于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来说，这需要多么大的定力跟隐忍？而在幕后站了更多年份的张岭、马上又、刘重言等老男人则笑容可掬，不见一点点泪水。他们已从音乐创作中获得了回报，他们要的，只是独自站在舞台上，让歌迷们见见本尊——原来表现欲人人都有，与年龄无关！也有一路笑到最后的。霍尊打第一次露面把导师刘欢唱哭之后，13天就拿到了央视马年春晚的入场券，接下来便有跑不完的通告拿不完的出场费，已然成为除了那几个韩国长腿欧巴之外最热门的艺人。

最催泪的，莫过于悲喜交集时刻。“好歌曲”舞台，让人们见识到了他们在苦尽甘来那一刻的快慰。而我们，在这11期节目中，似乎也能感受到这档节目对音乐市场、对社会的诸多正面影响，收获一丝快慰。

那些年，我们追过的词曲作者由于长期以来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不够，造成了歌曲的词曲作者遭受的不公平待遇：一个歌星可以靠着一首歌到处跑场，动辄十几万、几十万的报酬拿着，而那首歌的词曲作者却只能一次性地拿到从几千到几万不等的稿酬。近年来，有了音著协那样的权益维护组织，说是可以统一向市场收费，但却没听说哪位加入其中的词曲作者从那里拿到钱。又由于电视、网络的传输特性，要么对词曲作者的署名一瞬带过，要么根本不予署名，使得近十年、二十年来词曲作者在歌迷心目中成为似有若无的群体，词曲作者连起码的荣誉感都得不到。这年头，还能被歌迷认识的词曲作者，要么是早年间攒下了名声的，要么是既能写又能唱的所谓唱作艺人，要么是既能写还能说、能上电视当评委的“理论家”，纯粹的词曲作者简直成了歌坛的陌生物种。

这种现象，无疑是不正常的，一个不尊重原创者的社会，势必是一个创作乏力的社会。而当年，那个词曲作家风光无限的时代，就成为人们怀念的金色年华。乔羽、秦咏诚、王酩、谷建芬等老一辈作曲家的风光早成过往；郭峰、苏越、徐沛东、卞留念等开启大陆流行音乐纪元的中年一代，音乐语汇早已老化；台湾那边刘家昌、叶佳修、谭轩（谭健常、小轩）、罗大佑、小虫、李宗盛等人的事迹现在听来好似神话；香港的黄霑、蔡国权、林夕等人也耳熟能详；在大陆，三宝、高晓松、小柯等中青代的创作激情都业已不再……更年轻一辈的，歌迷认识谁呢？靠收音机、盒带、歌片能够为词曲作者积累起名望，靠电视和网络却不能。

从此后，写歌的人可以获得更多尊重吗？

词曲作者得不到尊重和起码的报酬，这事儿绝对不合理。演唱者完成的只是二度创作，没有词曲作者的一度创作，二度创作从何谈起呢？但市场往往只记住离它最近的人，好比零售商往往最容易从交易中体现。作为歌曲这种作品的具体附着物的歌手，又由于色艺的双重呈现，成为这个产业链上最直接的受益者。那么，把作者隐藏在产业链深处，就将进一步地置他们于被动的境地；把他们推到前台，成为人人熟悉的明星，则无疑会增加他们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。

《中国好歌曲》，这个节目的初衷，是选出几首质量上乘、能够流传的歌曲作品。但作品与作者向来是密不可分的，认可了作品，也就等于认可了作者，所以选出好作品的同时，必然将作者捧红。这也是《中国好歌曲》这档节目的励志性之处。

在第二轮即各组主打之战录制时，刘欢特地对现场参与投票的51名电台DJ及音乐杂志编辑、音乐网站编辑发表了一段讲话：希望大家今后在播放、发表歌曲的时候，给词曲作者一点展示的空间和机会。

目前来看，这些通过了海选的选手，都获得了市场的认可，更不要说霍尊、莫西子诗这两位杀到最后的选手。而这档节目的影响，绝不止选出了几首歌、几位作者，而是让歌迷对创作这码事有了意识。像谢帝，甚至将全国的Rap歌手的热情都带动起来了，也让中国的嘻哈音乐空前热烈起来。

“好歌曲”，让普通歌迷知道了什么叫编曲

《中国好歌曲》节目不同于其他歌唱选秀类节目的一个地方在于，它让所有的选手从头到尾都演唱同一首歌，这自然是降低了节目的新鲜感和部分收视率，但另一方面，却以同一首歌的不同编排呈现方式，让观众感受到编曲这种技术手段在一首歌曲中的作用——它是声乐作品的辅助手段，同时又是流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；不同的编曲能让同一首歌成为不同的样子。从最简单的一把吉他相伴，到华丽得无以复加的大型电声乐队加管弦乐团的配合，还有什么比音乐具有这种多样性和自洽性吗？

据导师周华健透露，筹备第二轮录制时，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王思远居然一次性地为其《她》呈交了6种版本的编曲。

作为《中国好歌曲》的导师及最初的策划者，刘欢对歌曲音乐性和编曲的重视，也是这档节目的一个特色。他不仅在每首歌唱完之后首先评点其编曲特色，还特地在录制现场强调了对歌曲音乐性的理解和推重：好的歌曲不一定要能够传唱，好听有创意的音乐性强的歌曲也可以是好歌曲，好比炸酱面人人爱吃也家家可做，但许多高档大菜，就非得到专门的饭店里找厨师来做不可。

这一档节目做下来，其实是为观众进行了11堂课的音乐知识普及。

机器取代人的日子该结束了

作为一档音乐类节目，《中国好歌曲》对歌曲编曲的重视，对乐队现场演奏效果的重视都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动用几十人的乐团现场伴奏这种阵仗，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它需要有一流的乐手，有高质量的乐声采集，高质量的美化、均衡及高质量的再现手段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录音大师金少刚在现场兢兢业业，绝不一劳永逸，而是随时随地督促助手们进行微小的调整，从开始到结束，一刻也不放松对音质的要求。

电视节目呈现过程中，虽然镜头珍贵，但对现场乐队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。这让中国的电视观众和乐迷们感知到，一首好听的音乐，需要多么庞大的人力支持。而现场乐队伴奏，比卡拉OK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丰富性和人情味。

在主打之争的蔡健雅组录制时，8名学员居然有6人抱着琴登台（5把吉他一把秦琴）。笔者在观众席感叹道：“8个人6个人抱琴上台，咳！在《中国好歌曲》舞台上，你不玩乐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。”这句感慨立刻被一位同行编成微信发在朋友圈中。而在巅峰之夜，当张岭换了把箱琴贝司，和他的伙伴们以不插电的方式来演绎《喝酒布鲁斯》时，我又不禁感慨：“张岭这是为贝司做广告啊，你看吧，从此琴行的贝司好卖了，明儿我回去就开一家琴行。”这话又被一位同行听了去，并用在次日的报道稿件里。

《中国好歌曲》对音乐品质的追求，真的将扭转前些年卡拉OK对乐队现场演奏的冲击，也将带动更多的青少年投身乐器的学习之中，这对中国的音乐事业，对国民的整体素养，难道不是一个十分正面的影响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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